秦觀樓（1890--1952），字華海，祖籍江西，徙居隨州厲山，已越五世，終身從事商業(yè)，經(jīng)營棉花、糧食，兼營雜貨、醬園、牙行和土地收租，武漢、上海設有商業(yè)網(wǎng)點。這個商號擁資數(shù)十萬元（銀元），商房六十余間、卡車三輛、小木船二十只，并有武裝七十余人（槍）。秦觀樓善經(jīng)營，重管理，抓信息，精譎詐，遐邇著名，少有匹敵。
一、少年秦觀樓
從父親手里接過生意，秦觀樓還不到十九歲。其時的“秦恒隆”，生意已經(jīng)每況愈下。
父親秦鵬九一生經(jīng)營行棧生意，年輕時干勁十足，想把“秦恒隆”做成鎮(zhèn)上頭字號，無奈諾大的厲山鎮(zhèn)，作為南通武漢北通襄樊棗陽的水利和陸運商業(yè)要地，聚集著八個幫口四十七個行業(yè)近四百家商戶，“秦恒隆”一直沒有足夠的財力讓自己施展拳腳，父親最終郁郁寡歡，晚年沉湎于鴉片，更是無心經(jīng)營。
厲山鎮(zhèn)的商業(yè)繁榮，從清末民初便初現(xiàn)端倪，由于土布貿易擴大，茶館、酒店、行棧及小手工業(yè)竹、木、鐵、銅、香鋪、絲線鋪等應時而增，外地商人也趨利而來，黃（陂）孝（感）幫吳大興、吳恒興、李恒發(fā)、義順公、周元記、許大興，黃安幫謙泰恒、太永洪、茂太義、泰樂記、洪太合、恒元信，江西幫楊吉興、聶同興、張廣順、陳順興、凌楚卿等商號，相繼來此定居經(jīng)商。當年全鎮(zhèn)商販和小手工業(yè)者（即前面店鋪后開作坊的商戶），已逾二百戶，市場繁茂可見一斑。
秦觀樓字華海，弟弟華啟僅小他兩歲。秦觀樓小時候作為長子就經(jīng)常在店鋪幫忙，常常見機行事，乖巧伶俐，待人接物恰到好處，拿東西遞物什準確無誤，尤其算賬，又快又準。常常有些老爺子見他小小年紀干活算賬頭頭是道，不由豎起大拇指由衷地說：“這個小伙計，將來長大了不得了！”伙計和來來往往的客商都很喜歡他，無形中也教給他許多東西。這種長期的潛移默化，為這個商業(yè)奇才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
秦觀樓從十二歲起，學業(yè)之余，父親幾次安排他跟隨跑辦的何叔下鄉(xiāng)挑棉，那是他第一次以一種全新的眼光觀察他所生存的空間。何叔每天不亮就要挑根扁擔背上一袋干糧上路，在漆黑的路上小觀樓的眼睛都還沒完全睜開，需要走一段時間，才能使自己完全適應黑暗。他能聽到露水滴落在路旁草葉尖上的沙沙聲，然后過了好久才能感覺到，被露水打濕的褲腳有些冰冷。當天際泛出魚肚白，輕飄的白云鱗片般地布滿天空，在太陽出來之前，一切顯得異常地清新寧靜。
初秋的日出如此地濃艷，就像一幅畫，比中堂畫的“旭日東升”的畫面單純，更加好看一些。當日出與朝霞倒映在封江的水面，就像一種明麗的幻覺，小觀樓不禁看得有些癡迷。待發(fā)現(xiàn)落后于何叔許多，他才又匆匆小跑追上。他們的路線也離封江越來越遠，觀樓的視線也從封江開闊的視野，叢叢蘆葦而轉變?yōu)榍鹆甑貛У奶飯@風光。初秋的田野亦是寂靜的，稻谷已收進谷倉，名揚全國的“紅小麥”還沒下地，還要等到霜降。山腳的坡地，都種著一片片綠油油的棉花稞，一行行整齊地排列，一棵棵高壯結實，幾乎與少年的小觀樓一樣高。有的棉稞枝間還在吐出一朵朵白的粉的紅的新鮮的花朵，有的棉桃已經(jīng)吸足了盛夏的光照，迫不及待的表露自己純潔的內心了。它們在陽光底下一點一點地張開四瓣的嘴巴，吐出潔白如雪的棉花，在陽光下白得亮眼。這便意味著，第一批的棉花采摘，已經(jīng)開始了。
隨縣屬于丘陵地帶，加上封江支流的河水滋潤，以及初秋晝夜溫差很大，早晚涼爽，中午酷熱，而采摘棉花正需要在溫度及光照極好的條件下采摘，越是太陽大，棉桃吐出的棉花就越大朵，又輕又軟，筋絲也越長。這可能便是“厲山絨”暢銷襄樊、武漢、上海及全國各地的原因。
觀樓看著何叔跟棉農(nóng)們打招呼，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樣，看著何叔咬棉籽辨別干濕，拉棉絨推斷筋絲判定等級，跟他們討價還價，觀樓就幫忙記記斤兩錢賬，幫何叔把棉花打包，然后跟在挑著沉沉一擔棉花的何叔背后，在太陽未落山之前往鎮(zhèn)上趕，有時候他自己還得挎著個大棉包袱，重雖不重，可棉花的體積大，大包袱相當?shù)K路。路上遇到一處清泉，何叔每每會放下?lián)�，停下來歇歇腳，捧口水喝，讓觀樓也來喝口水解解渴，那水也真是前所未有的甘甜。然后他們一起洗把臉涼快涼快。接著又繼續(xù)趕路了。連綿的山巒中，炊煙繚繞，最后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山的輪廓了。通常他們回到鎮(zhèn)上已經(jīng)漆黑，母親為他們留著晚飯，父親與何叔談談一天的見聞。
隨縣地處桐柏山南麓，居于隨棗走廊的中心，北邊有桐柏山的阻隔，北方的冷空氣很少能侵襲到這里，南邊有大洪山的阻斷，南方的炎熱也到不了這里，所以這里雨量充沛，陽光充足，四季分明，很少出現(xiàn)極端天氣。加上河流，土質等諸多因素，使得厲山的“紅小麥”和“厲山絨”名聲遠揚。厲山的“紅小麥”和“厲山絨”名聲在外，由來已久。民國年間，漢商對“厲山絨”、“紅小麥”就已很感興趣，武漢工業(yè)的興起，厲山棉糧作為商品大量流向武漢。因厲山濱臨厥水，可行舟楫，襄花公路橫穿其間，能通汽車，故成為方園數(shù)十里農(nóng)村以及棗陽、宜城和豫南各縣的糧棉集散地。其輸出貨品，棉花第一，糧食第二。這兩樣也是“秦恒隆”最想經(jīng)手的東西�？上Ь彤敃r“秦恒隆”的財力，只能淺嘗輒止。
待觀樓再大一些，父親偶爾會安排觀樓跟隨賬房先生外出收賬，見識到平時在店里見到的顧客面孔背后的生活。有些是財大氣粗的商人，有些是年紀較大的地主，有些有一點點少得可憐的地，而有一些，則是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寡婦，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己的難言之隱。
十五六歲時，有機會隨父親跑生意輾轉武漢襄樊棗陽，見識到位高權重的官宦，腰纏萬貫的商賈，面黃肌瘦的災民，衣衫破爛的乞丐，就連尋常人物，其說話的口音、氣勢甚至衣貌方面也與厲山鎮(zhèn)人不太一樣。觀樓常常暗自揣度他們的言行舉止，跟自己平常所見到的人對比。
“秦恒隆”雖是個小商號，但在漢口也有自己的辦事處，因為武漢是隨縣商品最大的輸出地。后來這里成為分家后弟弟華啟“秦福記”的前身。偶爾的舟船之行，飽覽江濱風光，觀樓對水陸交通運輸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所有奔波之地，里面似乎都有一些隱形的線，這些線，讓觀樓揣摸著，揣摸著，漸漸地揣摸出味道來。
當時秦觀樓還不知道，后來他正是掌握了這些錯綜復雜隱形的“線”，為“秦榮記”的商業(yè)版圖打開了一條四通八達的路。
觀樓十六歲，父親替他定了一門“門當戶對”的親事，對方是一個開小雜貨鋪的魏家女兒。在外面，別人就不叫他的名而多叫他的字了。操持完觀樓的婚事后，父親對生意更是放任自流，此時在各方面已稍有歷練的觀樓，只得以長子的身份來操持家業(yè)，“秦恒隆”才得以維持下來。
二、鼎盛“秦榮記”
從父親手里接過的“秦恒隆”，當時已只剩下一間鋪面和四進單間房屋，一個伙計跟一個賬房。觀樓只得安內撫外，事必躬親，勤儉誠勉，即當老板又兼伙計，跑前忙后。他頻繁聯(lián)絡父親當年的老關系，讓他們重新跟“秦恒隆”建立固定的生意聯(lián)系，對新客人也是用心招徠，發(fā)展長線。“秦恒隆”很快有了起色。
不久弟弟華啟結婚。“樹大分杈，人大分家”。分家后的兄弟倆各立商號，觀樓的商號叫“秦恒隆榮記”慣稱“秦榮記”，老二的叫“秦恒隆福記”慣稱“秦福記”。兩家仍然以行棧為業(yè)，以斗、稱為工具，自作經(jīng)紀，代客買賣，從中獲利。
為拓寬財源，秦觀樓購進人力軋花機一臺，辦礱坊一座，就是加工稻谷小麥米面的磨坊。雇傭臨時工加工棉花、糧食，比單一的買進賣出自是多了不少利潤，漸漸積累了財力。每天看到白花花的棉花和糧食，秦觀樓心里就無比踏實，在他的一生中，幾乎每天，他都要與這兩樣打交道，哪一天要是沒見著，那必定是發(fā)生了天大的事。就這樣，到1920年，秦觀樓又另租一間門面，開始著手擴大“秦榮記”，自此，“秦榮記”開始走上輝煌之路。
秦觀樓雖年紀輕輕，但在業(yè)務交往中，已深諳經(jīng)商之道。他對常臨顧客以賓客禮待，小以煙茶食膳相待，大以鴉片酒筵相款，對買主的存款，賣主的存貨，保存方便，恪守信譽；對店員、臨時工施以小惠，餐食四菜一湯，年節(jié)酒肉宴請，工資也比同業(yè)高過三、四成，且可余薪入股，附帶小額買賣，年終另分紅利。以上籠絡手段，招徠顧客盈門，博得店內員工同舟共濟。秦觀樓本人則每日親自檢花驗布，質量標準無誤，深受顧客信任。
而在這些所有的優(yōu)點中，秦觀樓善于用人之道為他積累財富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屢次業(yè)務交往中，秦觀樓發(fā)現(xiàn)一名叫向耀東的男子，一肚子生意經(jīng)，且為人醇厚，經(jīng)商交流，每次都感覺相當?shù)厝谇�。秦觀樓便常常找機會與向耀東接觸，常拉他下酒館，沒事喝兩盅，有時把他帶回家，讓魏氏整幾個小菜，兩人話話家常，儼然親密朋友。
這時候的秦觀樓與當年剛從父親手中接到一間門面的秦觀樓已不可同日而語，“秦榮記”已從1921年就開始發(fā)行“本票”，即有價證券，人們憑本票可在商號購物或照票面領取現(xiàn)金。此前，“本票”在整個厲山鎮(zhèn)各大商號是絕無僅有的。這不但需要宏大的財力實力，更需要有靈活的經(jīng)濟頭腦和大膽的嘗試。向耀東雖是個老掮客，與秦老板成為親密朋友，也是受寵若驚。所以三杯酒下肚，當秦觀樓提出聘請他為駐漢“水客”時，他僅僅考慮了一天，便收拾包袱開始了他作為駐漢“水客”即如今的采購員的職業(yè)生涯，也開始了兩人長達二十年的親密無間的合作。
且不說之后的種種恩怨，單單這二十年，便是“秦榮記”最最鼎盛的二十年，并讓秦觀樓在兩水溝置田五、六百畝，收取地租。自產(chǎn)自銷，更為 “秦榮記”提供了商業(yè)上的諸多便利。
短短二十年間，秦觀樓完成了父親的夙愿，讓“秦恒隆榮記”一躍而成為隨縣頭號商業(yè)巨子。所有隨縣厲山商戶，一切惟“秦榮記”馬首是瞻。
把向耀東安置在漢口辦事處，那是1926年，秦觀樓開始以少量的自購棉花，用木船運至道人橋，售給漢口的棉商，從中獲得較為豐厚的利潤。秦觀樓為人干練，經(jīng)營有方，資金運用靈活，或先收貨后付款，或先付款后收貨，買賣便利；并常用武漢棉商的大筆預付款開展收購。嘗到甜頭后的秦觀樓不斷地增加資金，增加運銷數(shù)量，從而積累了更多資本。
后來為不受中間棉商的盤剝，秦觀樓直接將棉花運至漢口，售給廠商，獲利更大，從此開展了以棉花、糧食長途運銷為主的業(yè)務活動。聘請經(jīng)商能手向耀東為駐漢“水客”的意義就彰顯出來，他隨時注意商業(yè)動態(tài)，建立省內外的廣泛關系。為了隨時掌握市場行情，秦觀樓還在漢口賄賂各個廠家、貨棧的商情人員，為他提供情報；在厲山家中，兒子秦國洪專門向漢口提供隨縣市場動向、業(yè)務變化，每天至少一次信，在旺季，供銷關系緊張時甚至一天兩、三次通信，雙方行情信件隨時登記，以備存查。電話架通以后，必要時，秦觀樓常常不惜昂貴的電話費，及時加強與各方的聯(lián)系，從而保證經(jīng)營上的順水順風。有了這張信息網(wǎng)，秦觀樓對棉花行情了如指掌，進而根據(jù)行情，囤積居奇，賤買貴賣，以此獲取暴利。
后來山西、陜西的布商，城關的“童永裕”“協(xié)泰洪”“振華信”“怡泰昌”及淅河“高萬昌”“費恒昌”等商號的棉花業(yè)務皆依賴“秦榮記”，聽其左右；外地的花販、當?shù)氐霓r(nóng)戶也多涌至“秦榮記”進行交易，至此，“秦榮記”經(jīng)營漸廣，財源日盛。一切似乎皆有老天保佑，“秦榮記”的經(jīng)紀蒸蒸日上，用“風生水起”這四個字來形容，一點也不過。
到1929年，“秦榮記”已先后建房六十余間，雇員二十余人，經(jīng)營規(guī)模及范圍也越來越大，主要以棉花、糧食為主，兼營雜貨、醬園、食鹽、杉木，在旺季時甚至日夜為市，輪班工作。那時的厲山鎮(zhèn)從早到晚，煙火不絕，每逢雙日趕集者達三至五千人。當時曾流行民謠一首：“九街十八巷，早晚交易忙，店鋪如星點，攤販滿街坊”。
“秦榮記”每年經(jīng)營棉花二、三百萬斤，在整個厲山該項輸出量中占五分之二；每年經(jīng)手糧食二、三千萬斤，在厲山該項輸出中占五分之四。每年獲利數(shù)千至數(shù)萬元不等，資金增至二十多萬銀元。也就是說厲山鎮(zhèn)作為隨北的糧食集散中心，其糧食經(jīng)營權幾乎全部控制在秦觀樓的手里。
此時，秦觀樓已成為厲山首屈一指的大資本家。而他本人的生活并沒有多大改變，仍然勤儉節(jié)約，除了一支磨得透亮的白玉柄銅煙斗，一杯暖到心窩窩里的糧食酒，財富的積累并沒有使他養(yǎng)成驕奢淫逸的習慣。對于公共事業(yè)，他總是熱心支持。
1934年8月，其時的湖北省政府主席隨人何成浚特派湖北省教育廳廳長黃建中到隨縣督促創(chuàng)建烈山中、小學事宜，縣署正式納入議事日程。10月，縣長虞典書專程到厲山鎮(zhèn)，于山陜會館正廳召開集全鎮(zhèn)較有名氣的何、秦、敖、周、崔、陳、劉等20余家商號開會，會上確定，成立“烈山小學董事會”，一致推薦何成浚的長子何懋洲擔任董事長，秦觀樓、康益誠、秦福齋、康彩舞、敖明章、胡金庭等12人為董事，辦學經(jīng)費從兩方面解決：一是豪商贊助，何成浚帶頭捐資1000元光洋，另向烈山中學捐資5000光洋。各董事及部分富商共捐獻租課800石稻谷；二是縣政府資助，由縣政府下文在縣轄范圍內以抽棉花捐每包1角作為創(chuàng)辦烈山中、小學的經(jīng)費，其中第四區(qū)即厲山范圍內的棉花由秦觀樓負責收集。他接到任務，積極配合，并超額完成任務。
1937年“九·一八”事變時，恰值“秦榮記”抵漢一批棉花，約二萬四千擔。因時局不穩(wěn)，所有廠商都不敢進貨，導致價格聚跌，許多廠商低價傾銷，因而虧損破產(chǎn)；而秦觀樓穩(wěn)住市場，并不急于出售，將棉花起岸存棧。時勢又一次證明了他的商業(yè)判斷是精準的。后來日軍被阻關外，棉價回升，秦觀樓獲巨款四十萬元。僅僅這一年，“秦榮記”即獲利七萬多元。
此后，同許多商號樣，“秦榮記”面臨著即將覆滅的危險。
三、戰(zhàn)后余生
1938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百業(yè)蕭條。人們黑色記憶中的那個重陽日，日機轟炸厲山鎮(zhèn)，死傷百余人，厲山鎮(zhèn)南至北門的房屋大部焚毀，更因敵偽時而騷擾，秦觀樓決定將“秦榮記”遷至隨北青苔，“秦福記”老板秦育之輾轉恩施、四川，慘談經(jīng)營。中小商戶逃往老河口、襄樊及隨南一帶。從此厲山的商業(yè)一落千丈。
隨著武漢、淅河、城關的相繼淪陷，厲山鎮(zhèn)又常遭敵機轟炸和土匪搶劫，“秦榮記”的各項生意皆受影響，秦觀樓遂將漢口所存棉花二十余萬斤交英商“隆茂”打包廠加工后售予日商，得款十萬元，并清理了漢口帳務和經(jīng)濟往來。然后以部分資金與侄兒“秦福記”老板秦育之合伙在漢口洞庭街英租界處開“恒隆”紗號，可惜此商號僅僅只存活不到五年，它經(jīng)歷了隨戰(zhàn)亂生，隨戰(zhàn)亂滅的過程。
同時，秦觀樓將現(xiàn)款十萬元解回厲山，買地五百余畝出租，買大騾馬十六匹，雇請了一個河南獸醫(yī)，轉移至山村小鎮(zhèn)青苔設店，主要經(jīng)營棉花和食鹽。為了保護經(jīng)營運輸安全，避免土匪搶劫，秦觀樓先后在厲山、尚市、倒峽、青苔等地搜羅地方諳熟匪情人員，帶槍入雇，建立私人武裝，擁有長槍七十余支。
1939年3月，日寇掃蕩青苔，“秦榮記”棉花被燒一萬四、五千斤；厲山鹽倉被炸，看守人員杜學士被炸死，損失食鹽四萬多斤，“秦榮記”損失慘重。眼看著白花花的棉花和糧食變成黑灰，秦觀樓的心在滴血。他的一生對于這些他每天打交道的白色物事的熱愛，甚至超過了它們的價值本身。
當時隨北萬和區(qū)區(qū)長周伯勛對“秦榮記”時有攤派，秦觀樓經(jīng)過反復思考遂放棄青苔的營業(yè)，遷至王家河，在集鎮(zhèn)附近營建村寨，建房數(shù)十間，高墻固壁，四間設炮樓，派住武裝守護。這一時期秦觀樓趁機大量購置田地，多至四、五千畝，以收取地租；又從縣城雇請菜農(nóng)技工，以芥菜、蘿卜、大豆作原料，開辦醬園，并煮酒、熬糖、做豆腐；從縣城童永裕醬園請來名師桂應江，以高薪請淅河腐乳技師劉崇儒，精心制作酥香腐乳，由于產(chǎn)品優(yōu)良，口感爽儒，深得人們喜愛，生意甚是興隆。說起來，秦觀樓還是“厲山腐乳”的師祖呢。
1945年9月即民國三十四年，第六專署副專員蔡韜庵和第六軍分區(qū)政委率分區(qū)獨立團四百余人，進駐隨中厲山一帶，并在何家畈成立隨中縣政府。黃紹九任縣委書記、曹玉靖任縣長。轄萬店、厲山、安居三個地區(qū)、十一個鄉(xiāng)。厲山鎮(zhèn)成立鎮(zhèn)政府，建立工商聯(lián)合會。收繳了鄉(xiāng)保人員槍支四十余支，裝備了地方武裝。在農(nóng)村實行減租減息，征收田賦。在城鎮(zhèn)征收行商稅、籌糧款。厲山秦觀樓、秦福記、秦德記籌糧三百石，籌款一千四百萬元，用以供軍隊和地方政權給養(yǎng)、清剿土匪。僅此一次便殲周幺（周永興）匪部六十余人。匪擾匪患從此式微。
經(jīng)歷紛飛戰(zhàn)火，人們很快將那些驚懼、陣痛的記憶擱置深處，在滿目瘡痍的大地上繼續(xù)行走，日復一日，期待終于有一天日子能夠再度火紅起來。如今戰(zhàn)火平熄，人們仿佛又迎來生命的暑光。厲山商業(yè)，也迎來了新的生機。武漢、隨縣等地的糧商也趁機來厲山鎮(zhèn)搶購糧食。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以秦觀樓為首的糧商相繼返回厲山，重新開始了秦、云、誠、謙、吉、振、裕、利等八大糧商的競爭。為了競爭，秦觀樓自備卡車三輛、木船二十只，往返于棗陽、襄樊、武漢等地運輸糧食、棉花等貨物。
1946年厲山鎮(zhèn)始有汽車運輸，全鎮(zhèn)有汽車十一輛為商家擁有。其中“秦福記”三輛，“誠記”“秦榮記”“吉慶永”各兩輛，“振興”“謙合祥”各一輛。車型有道奇、豐田、雪弗蘭等，這些車在1948年本地解放前，紛紛賣掉。
然而戰(zhàn)后的商業(yè)元氣一時難以復元，洗牌后的厲山鎮(zhèn)商業(yè)格局，“誠記”儼然成為行業(yè)老大。而這個“誠記”的老板，就是曾經(jīng)自己手下的店員向耀東和他的合伙人劉圣齋。這就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曾經(jīng)號稱厲山“龍頭”的秦觀樓的老臉上。
此時，厲山鎮(zhèn)較大商號二十多家，組合而成八家，與秦氏兩家獨資商號競爭，其中以從“秦榮記”退出的得力店員向耀東、劉圣齋等人合營的“誠記”商店生意最活，“秦榮記”很難與之匹敵。秦觀樓遂以他人名義投股“誠記”，同時抽出資金，讓妻子魏氏出面新設“榮豐公”商店，亦經(jīng)營棉、糧、雜貨。
其時，厲山棉花上市量減少，為了擴大貨源，“秦榮記”深購遠銷，一路向西北，派人到棗陽及河南鄰縣設莊收購，將收進的棉花一部分在信陽、駐馬店就地成包，順路運往武漢，一部分用騾馬隊及汽車運回厲山轉瓜園，水運到武漢；另一路在漢口建立立足點，購置房屋八間，派人沿京漢鐵路設點，收購天門、沔陽、漢川等地棉販販運去武漢的棉花，集運交英商“隆茂”打包，成件后運往上海。為了在上海打開商路，秦觀樓又在上海置房兩間，派一名專人常駐上海，以便聯(lián)系業(yè)務，打探行情；并與上海第四銀行和有關商號建立“押匯”關系，采用互相賒欠的辦法，擴大購銷。城關和厲山其他商號有需在漢口或外埠進貨者，均可將款交付“秦榮記”，由“秦榮記”開匯票代為進貨，從中獲利。因此“秦榮記”生意更廣而活。
然而無論怎樣費盡周折，“秦榮記”就像一個過氣的明星，頻繁上場之后，不再有當年的風光，注定匆匆下場。 “秦榮記” 的下坡路，不可避免地來臨。
其后，兒子秦國洪更多地主持“秦榮記”，他只經(jīng)歷過輝煌和戰(zhàn)火，沒經(jīng)歷過父親從落魄到輝煌的艱難起家，待人接物沒有父親寬泛，經(jīng)營方式方法也多與父親相悖，再加上糧、油由國家統(tǒng)一經(jīng)營，“秦榮記”僅僅維持厲山的雜貨、醬園，分散資金分別投入?yún)柹�、城關的一些合資商店和漢口的投資公司，以及“秦福記”老板秦育之開辦的漢陽“新亞”造紙廠。
“秦榮記”作為一個幾乎壟斷市場多年的老商號，長期欺市霸道，樹敵無數(shù)，各商家對它展開了聯(lián)合反抗，對“秦榮記”的打擊力度是相當大的。同時在“秦榮記”內部，因為生意的逐步下滑，他們克扣店員合伙經(jīng)營應得的紅利，導致“秦榮記”信譽漸衰，人心渙散，得力店員紛紛離去。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外部壓力加上內部的潰散，“秦榮記”的垮臺只是遲早的事情。
四、凄涼晚境
1950年，秦觀樓被選為人民代表，出席了縣各界的人民代表會議。這是他日落西山之前，人生最后的輝煌。當他風風光光地坐在人民代表席上，想他五十年來，幾乎呼風喚雨厲山商業(yè)的大半壁江山，此時誰也沒有預料到，一場山雨欲來，大有摧樓之勢。
盡管在1951年，厲山鎮(zhèn)新辟一條城壕街。在政府扶持私營工商業(yè)正當經(jīng)營政策的感召下，秦觀樓、向耀東等人，集資合伙開設“勵新商店”，獨資經(jīng)營者復業(yè)二百余戶。國營花紗布、糧食、百貨、專賣、貿易等專業(yè)公司及供銷社的分支機構，相繼建立，厲山鎮(zhèn)商業(yè)再次呈現(xiàn)生機。但這些并不能挽回他的商業(yè)末路。
緊接著的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作為一個曾經(jīng)掌控一方經(jīng)濟命脈的民族資本家，秦觀樓自然而然成了首當其沖的批斗對象。身在武漢的侄兒秦育之曾悄然返隨，苦口婆心勸說他緊跟形勢，低頭認錯，接受教育，以熬過這場嚴冬。
秦育之此時的身份已是武漢“新亞”造紙廠的董事。他曾在1929年借助各方力量，讓隨縣棉花“厲山細絨”迅速在湖北打開市場，使“秦福記”與武漢棉業(yè)巨頭黃少山的“松茂長”、陳蘭升的“裕泰升”呈三足鼎立之勢。1937年，秦育之被推任為漢口棉花同業(yè)公會常務理事、隨縣厲山鎮(zhèn)商會會長。1948年秦育之將“秦福記”改號為“新亞”，以擴大貿易。1949年逃往香港，后又聽從祖國的召喚回漢創(chuàng)“新亞”造紙廠，并多次返港，為祖國搖旗吶喊，規(guī)勸避港工商業(yè)者歸返。當時朝鮮戰(zhàn)火紛飛，美國軍艦猬集臺灣海峽，在港人士談虎色變，秦育之卻心誠意篤，頻頻往返于港九之間，以親身見聞，勸說武漢的“桐油大王”賀衡夫、花紗巨子程子菊、何祥林等于1951年初歸來創(chuàng)業(yè)。
“三反”“五反”運動伊始，在“新亞” 造紙廠建廠初期五年來年年虧損總額達二十萬之多的情況下，秦育之主動退賠造紙廠“漏稅”的十萬元。不久，政府深入調查，了解造紙廠沒有漏稅，將十萬元退還，并將秦育之定為基本守法戶，育之深感意外，聯(lián)想到國民黨抽稅無孔不入的情景，他倍受感動，因而主動說服叔父秦觀樓以及工商界人士端正對“三反”“五反”運動的認識，認真檢查各自的經(jīng)營情況。
然而這位精通商業(yè)的商界巨子，對于政治就不怎么通透了。秦觀樓這一生叱咤風云，任何艱難困苦，從未低頭，這次他仍然像棉桿一樣高高地挺著他的頭顱。可是，霜凍之后，棉花終究抵不過嚴冬。同那么多住牛棚的“臭老九”一樣，他們的厄命也幾乎相同。這位被批斗者曾經(jīng)富甲一方，興學一方，此時只能在微弱的呼吸中回憶，他生命中的貴人，一生與自己對著干的人，被自己擠垮踩扁至今不知流落到何方的人……他感覺自己就像在水里游著，有時候水流緩緩地從身上流過，有時候大風大浪把他嗆得幾乎暈死過去，往事片片斷斷，已串不成一條整線。
他唯一的遺愿是把自己葬在封江畔的九龍坡，可以望見綠油油的棉田�？墒乾F(xiàn)在已是深秋，棉葉深紅如漫天血楓。
作為湖北省商業(yè)廳副廳長，1959年秦育之來隨領導并主持全省統(tǒng)計工作在隨縣召開的現(xiàn)場會議時，叔叔的墓地已是荒草葳蕤，大片大片的棉葉郁郁青青，青澀的棉桃沉甸甸地垂向大地。
（作者：李之鶯，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隨州市炎黃文化研究會會員、隨縣作協(xié)副主席）
（編輯 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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